站在齐鲁大地上写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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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发言：王霁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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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在齐鲁大地上写诗

　　站在齐鲁大地上写诗
　　
　　——读王霁良诗集《在生活的另一维度》（上海铁舞）
　　
　　
　　在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，有两件事引起我联想：
　　
　　一件是，我正在读一本《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》，不由自主把诗歌把地理观念联系了起来；在黄浦江边读济南大明湖畔诗友的诗，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感。
　　
　　这种特别的感觉使我联想到另一件适才发生在上海的事，几个新上海人，分别来自安徽、陕西、山东、江苏等地，自己掏钱公开出版了一本《新海派诗选》——这无疑是一个事端，因为在上海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敢说，我是海派诗人，何况新海派；在海派文学的家族里，诗歌只是偶尔被带了一下；我也曾纳闷过这个问题：为什么没有人敢提海派诗歌呢？现在倒好了，一下子跳出一个新海派来了，而且是由几个“外乡人”提出来的。
　　
　　这件事在地理学上有点意思。苏珊&□□8226;汉森在《导言：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》的开篇就说：“跟地理学家谈论任何事情——南北战争、环境退化、交通拥挤、犯罪、失业——他们想但并没有大声说出来的是渴望有一幅地图。地理学家不仅想知道事情是在哪里发生的，空间组织看起来像什么，而且还想知道事情为什么在那儿发生。答案往往就在地图中。”
　　
　　我不是地理学家，但我现在想借助地理学家的思维，既然可以谈任何事情，当然也可以谈诗歌，苏珊&□□8226;汉森没有提到，我想加进去，我们自然会提出同样的问题“事情为什么在那儿发生”？要是上海的诗人们肯想这个问题，也许会有一场很有意思的讨论。但是不会，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上海人不响，就像黄浦江一样，一年四季风平浪静。也许是这样的，上海是打败洋人的地方，就像霍元甲当年到上海一样；你要号召中国，请到北京。上海面对太平洋，背后有整个中国。这就是地理。
　　
　　这个话头似乎与我现在读一位济南诗人的诗集《在生活的另一维度》，扯得远了一点，其实不，我读王霁良先生的诗，我首先考虑到的是齐鲁这块土地，这也是地理，尽管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万千世界，这世界之万千，又是如何万千的呢？我不想把他的诗放到“第三代”“第四代”的背景里去谈，那样谈尽管可以看出诗人和其他人的区别，但不足以说出他潜在的重要性，特别是对齐鲁这块土地的重要性。我是一个上海人，向往齐鲁大地，多少年前我没曾想去京城参加诗刊社组织的笔会，却自个儿决定到济南向孔孚老师学诗，这在我的习诗道路上起了决定作用，关于这一点，诗兄孙国章，他可证明。
　　
　　王霁良站在齐鲁大地上写诗。我读他的诗，怎能不想到齐鲁大地呢？我在思考，齐鲁大地包蕴的诗情、气韵、格调，对他发生过什么作用？我在文学报上曾看到过一篇文章，小说家张炜说过这样的话，新诗的另一条出路，是诗经一路的传统。这条意见是值得重视的。作为齐鲁大地的诗人是怎么想的呢？齐鲁是《诗经》滥觞之地，自然也是中国诗歌的滥觞之地。指出这一点对一个中国诗人有特别的提示意义。
　　
　　翻开诗集《在生活的另一维度》，共有五辑，第一辑：镜前，第二辑：在生活的另一维度，第三辑：故园之恋，第四辑：落荷，第五辑：河滩，之后附了一辑“诗论九章”。书名《在生活的另一维度》揭示了诗人的核心思想，诗是属于生活的，生活有多个维度，诗是其中一个维度。而在诗这个维度里，生活无疑是丰富多彩的，诗人就是生活在这个维度里的人，同时又和别的维度保持着联系。从镜前的自我意识，到第二辑中对现实生活的直接、实际的观看，到故园之恋、落荷、河滩的延续，诗人的着重点是非常清楚的，居于第二辑“在生活的另一维度”的诗是最具现实份量的。若果说第一辑“镜前”，主要突出诗人的自我进入，第一辑中有些诗已经和第二辑的诗气息相通。至于后面的“故园之恋”、“落荷”、“河滩”，自然应该属于第二辑诗的理想型的延续。这样看来，整个一本诗集是一个整体；诗人平时写诗是一首一首地写，大多是偶尔得之，待到编书的时候，又把整个一本书看做一首诗，这是编辑诗集的最好境界，较之平时写诗，这无疑是新一度创作。
　　
　　“镜前”的隐喻意义是明显的。我们都有过镜照的经验，在镜子面前照出了什么？那个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吗？这样设问的人，只有诗人。我曾在一面镜子面前拿起IPD自拍镜子中的我，就好像拿起笔写诗一样，发觉自己的脸是拍不到的，但我知道灵魂在里面。
　　
　　若把诗人写诗比作照镜子，他拍到了什么呢？他拍到了一首首诗，那一首首诗可以看成诗人本身的一个个变形。诗人跟生活的关系，就好像跟镜子的关系一样。且看《镜前》：
　　
　　常常不由自主走过去
　　
　　想透过它看清自己，看清
　　
　　自己的生活
　　
　　里面的人朴素、向善
　　
　　愿意坐下来，跟我仔细谈谈
　　
　　而我只是站着，坐不住
　　
　　稍一转身
　　
　　欲望便挤走了灵魂
　　
　　如果我们把生活比作一面镜子，那么生活这面镜子绝对不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那个平面的镜子，那面镜子是变化多端的，它今天是平面的，明天可能是凹凸的，它今天是圆柱的，明天可能是正方形的，今天你照出了“一株树”，明天照成了一颗“流星”，或是一个“风筝”；在铁道旁,你看到“一个东飘西泊的人”；在围拢的墙垣里，你“摘下酒瓶底似的眼镜闭上眼”，你甚至想“将我火化掉，将我焚烧”，想“化蝶”，还有“剖腹产”“初雪”“旗帜”“家谱”“高跟鞋”，最后，“俄狄浦斯王”也来了，你在镜子里听到了“喧嚣”，还是“打住吧，陀螺一样的日子”，你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
　　
　　第一辑以“镜前”命名，看似大多数诗与镜子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只要想想镜前的寓意，我们就可以达到了这样的逻辑转换，在生活这面日新月异、变化万端的镜子里，诗人在某一刻为什么照见了“一株树”而不是别的，而在另一刻却照见了“剖腹产”，而后又跑出了“俄狄浦斯王”，诗人其实是在“自拍”，但那个“IPD”性质的笔把他遮住了，镜子反映给他的是随行变化的东西，但诗人的灵魂硬是表现在里面，我们只有对此做一番哲学的思考，才能理解诗人的行为。一首首诗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
　　
　　可以有各种方法解读一首诗，那是读者个人的事，一首诗对一个读者来说，也是一面镜子，照出的同样是读者自己的灵魂，一首优秀的诗，也许你会读出无知，一首毫无意味的诗，因为你的知识阙如，竟让你拍手叫好。这是读者水平的问题。理想的情况是，诗是优秀的，读者也是优秀的；事实上往往是互为阙如的，就好比完美的地方感消失了一样，这也是地理学给我们的启发。
　　
　　和西方诗歌不同，中国的诗歌是充分生活化的，从诗经开始，到唐诗、宋词，乃至元曲，表现的都是生活中的人的真实的感情，第一首《关雎》应该可被视为中国诗歌的开山之祖了吧，把对人的生活的美好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。现代人崇尚西方的上帝和他人的理性，却忘了中国人的和谐的大地伦理。哲学家赵汀阳说得好，人类最终需要的是生活而不是真理（见赵汀阳《天下体系》）。王霁良的诗歌，可贵之处是没有脱离生活，读完他的诗以后，许多生活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前，当然这些画面不像古诗歌那样美好，那样和谐，那样令人喜欢乃至向往。读他的诗，一方面让人读后不禁惋叹，生活呵，竟然变异到如此地步，另一方面，也让人有一份安慰，到底是齐鲁大地上的诗人，硬直的秉性，并没有让诗歌的翅膀故意插在虚无的天堂鸟上，他还是那对生活里的关雎。
　　
　　王霁良是睁着眼睛写诗的人，是一个十分清醒的人，这一点，对我影响极深。可以说，他的诗歌，许多具有写生的特点。无论是第一辑，还是第二辑，乃至后面几辑，大多数的诗歌都有这个特点。他不写他看不到的东西。凡他看得到的他都要以诗（思）的眼光，审视一番，通过自己起初的内心表现出来，或不满，或愤恨，或同情。这份真实是属于诗经一路传统的，尽管借着现代诗分行的形式，但我仍读出齐鲁大地的浑厚的呼吸。如《大雪封园》里的“一对绕圈儿走的老夫妇”的描述，《张三哥家的二小子》，以及与紧接后面一首诗中诗句“这夤夜铅一般沉重的苍穹/这城市光怪陆离的霓虹灯/这怪兽似的洗浴城打着盹的门缝/莫名其妙的让人想起家乡张三哥”，你一定读出了诗人对普通人的同情。而《克格勃》一首诗，更见诗人具有十二分穿透力的写实功夫：
　　
　　那一年麦收过后
　　
　　我在疏朗的乡村帮家人补种玉米
　　
　　有同学进京吃“橡皮子弹”
　　
　　繁花散尽的梧桐树下
　　
　　我调着收音机，听他们消息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多年以后流入城市
　　
　　偶然的一天，在K56路公交车上
　　
　　一首英文歌被一个姑娘当彩铃
　　
　　播放，我说我知道这首，被禁的
　　
　　她先是惊喜地看着我，以为遇到知音
　　
　　继而沉下面容，疑我为克格勃
　　
　　很快，她下车了，芳踪渺然
　　
　　再也听不到她小小心脏的冬冬声
　　
　　也许是虚构，也许是真实经历，不管怎样，我们读到的是一首别具匠心的写实性小品。我强调了“写实”两个字，并非与抒情对立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滥抒情的诗太多，像中国许多古诗把情感寄寓于画面一样，王霁良的许多诗作都具有这样的小品特质。曾为已故诗人朱多锦先生称道的《夜间北去的列车上》：“——深夜，那些连座位也没有的人/没有尊严地蜷曲在过道、车厢/隐角的铁板，以及座位下方/昏昏沉沉，缩成胎儿的模样/这就是我们的民众，最广大的/民众，从娘胎里出来/舒展身子活了几回？”就是一幅极有内涵的素描图。
　　
　　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写生、写实、素描这类词呢？我想证明王霁良的潜在能量的存在和提升的可能性，就像安泰离开大地是注定要失败的一样，王霁良坚持这条写生道路是有前程的。因为王霁良还非常年轻，这样做对他绝对有好处。现在人们学习写诗是没有师傅的，作为一门手艺，没有人敢说，我能够传授。有一种极端的说法，诗是人在茫茫不到的地方最值得遇见的知己。但这不等于说，诗产生于茫茫不到的地方，诗恰恰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。你在日常生活里睁大了眼睛，发现了诗，把它写出来，让陷入“茫茫不到”囧境的人读到，这是诗的大幸，也是人的大幸。我为什么说这条路是对的呢？记得美学老人朱光潜先生在一封《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》的信里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我对于写实主义并不很同情，但是我以为写实的训练对于青年诗人颇有裨益，它可以帮助他们跳开小我的圈套，放开眼界，去体验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生活情调。这种功夫可以锐化他们的敏感，扩大他们的‘想象的同情’，开发他们的精神上的资源。总而言之，青年诗人最好少做些‘泄气’式的抒情诗，多做一些带有戏剧性的叙述诗和描写性的诗。”这话不仅青年诗人有用，在我看来，是诗人一辈子的功夫。王霁良的一些短诗，是具备了“带有戏剧性的叙述诗和描写性的诗”的特点的。有一首诗题目叫《诗人》，给我印象特别深：
　　
　　衰老没有夺走他
　　
　　富有想象力的激情
　　
　　尽管60岁看上去比70岁
　　
　　还老额上铺霜叠雪
　　
　　跨着猴子一样的步伐
　　
　　挎着他的年轻得女儿一样的
　　
　　女人挎着青春
　　
　　跑在前面抱着玩具的憨憨的幼子
　　
　　是他望不到成熟的果实
　　
　　衰老过程中忧虑的副产品
　　
　　垂垂之年的甜蜜负累
　　
　　人们羡慕他干了
　　
　　天下男人都想干
　　
　　而一生没有干成的好事
　　
　　以致记不起他的诗
　　
　　活脱脱一幅肖像画，不含褒贬，尽让人去想，这种独特的发现，素描式的表达，既省俭，又得趣，堪称小品。我一直想做一件事，就是想选一些具有小品特点的短诗，在我的初中课堂上让学生欣赏，这些小品诗大多具有写实特点，精炼，含蓄，画面完整。这样的诗，可以教，可以练，是令人喜欢的。流沙河说“画+说=诗”，可以是这一种类型的小品诗歌的作法，比如这一首《壁虎》：
　　
　　老屋墙隙中，一只壁虎
　　
　　谨小慎微地爬出来，贴紧
　　
　　墙面，转动脖颈
　　
　　骨碌起眼睛张望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本是一只袖珍的恐龙
　　
　　它的先人叱咤风云，而它
　　
　　身子缩小一万倍，不合时宜的日子
　　
　　还时时怕谁断了它的尾巴
　　
　　前四行是画，后四行便是说了，只是说要说得妙才行；前面提到的一首《诗人》，也是“画+说”。回看诗集中别的诗，画得如何，说得如何，如何画，如何说，这些都可以成为评介和讨论的话题。
　　
　　说了这么多的画呀,说呀，看似都归于写实这一路了，似乎说不到超验这一层去，不对，由写实这一路走到超验这一层，品性与天马行空、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的胡思乱想大不同，有诗为证，《一株树》：
　　
　　一株树
　　
　　像一个孤独的怪客
　　
　　游走在荒凉的山脊上
　　
　　它确实在移动，不断
　　
　　变换身姿
　　
　　山脚下，果实染红了林端
　　
　　而它孤独地留在上面
　　
　　留在裸崖前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山路蛇一样往上游走
　　
　　我和那株树都孤独地站住
　　
　　望向周边黛青的峦齿
　　
　　远呐，它们都在高坡那边
　　
　　都在视野的低处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2014-8-29于上海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（铁舞：上海作家，写诗并从事文艺学研究，长期在中学里探索实验诗歌教学。）
　　

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山东作协会员，山东青年作协常务理事。出版诗集《在这个行将挥霍掉的夏天》、《在生活的另一维度》，散文集《北方的信风》、《小树林的月光》（合集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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